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015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是基于国情的变化，是多种因素的组合作用结果。这是中央基于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而多源流理论分析方法于1984年由约翰.W.金登出版的著作《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中》被提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源流，即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他们彼此独立，发生、发展和运作，推动了“政策之窗”开启。从多源流理论出发能更合理和透彻地分析全面二孩这一公共政策进入议程设置并出台的原因，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公共政策议程的认知和理解，并提出合理的政策性反思。
孙健（2017）指出全面二胎政策的问题源流有人口结构性失衡。刘雨婷（2018），刘艳琪(2018)，邓智年(2018)等学者也指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大与老龄化加速并存，缓解我国老龄化问题、减少老年人口比例也成为我国生育政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同时田肖肖（2017）指出我国还存在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中国出生性别比的长期偏高失衡、女性的大量缺失致使大龄男性呈现出被迫性、聚集性和脆弱性特征，造成了现今个人和社会心理健康、家庭养老和社会安全等各种问题。其次还存在独生子女家庭风险。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生育水平的下降、出生人口的减少。
而人口问题的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劳动力水平。截止到2015年末，中国劳动力人口连续四年绝对量下降。“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两年间，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普遍存在的人口问题难以消解，因此推动了“全年二孩”政策的出台。
在“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很多学者建议尽快放开“全面二孩”政策。具有代表性的建议有：南京大学教授陈友华提出的“四步走”方案、河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王金营提出了“放宽二胎、严控三胎”的政策建议、北京大学教授提出了“二胎软着陆”的政策方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桂世勋提出应在2016年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实施时放开全面二孩政策。
刘煜（2016）、姜丽琴（2016）韦凯（2015）指出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主要经历了以下过程：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2014年12月15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呼吁尽快从“单独二孩”向“全面二孩”政策过渡。2015年1月13日，“十三五”人口政策课题研究专家刘长庚和石智雷建议加快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的步伐，并建议先试点。2015 年2月9日，专家在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会上指出，应按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建议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2015 年3月3日，在全国两会上，代表欧广源、张育彪等坚持提出了“鼓励一胎、允许二胎、严防三胎”的计划生育新政策的建议。2015年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针对全面放开二胎问题，释放了加速改革信号。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并规定，生育一孩或两孩的夫妻均可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
可见，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上，主要是大部分学者对于政府部门不断建议和施压、政府部门态度逐渐软化的过程。即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政策源流。
同时对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政治源流，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田肖肖（2018）指出在“单独二孩”政策执行之后，这一政策的公平性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质疑，民众普遍认为在生育权利上，非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不应受到区别对待。国民情绪反应了公众对于“全面二孩”政策的强烈期待，对于政府决策形成了较大的舆论压力。刘煜（2016）认为随着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理念不断加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也更加重视听取群众呼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更加尊重法治精神、更加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运利益。这些执政理念的改变，有利于政府部门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过程中更加高效、客观和人性化。陈思艺（2016）还提出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为了适应发展的需求。现在，人口大国既是科技人才辈出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利用市场规模进行巨额投入，并率先产业化的基础。中国需要维护人口大国优势，但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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