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近20年来，中国经历了两段较为明显的撤县设区改革热潮。第一段是2000-2004年的撤县设区改革，这段时间的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地级市与县或县级市之间GDP博弈的结果，其实质为改革开放后县市一级拥有重大自主权向地级市适度集权趋势的转变（周黎安，2007）。这类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其存在严重的“步子过大”等问题，部分被撤县市难以跟上老城区经济发展的步伐，大量城乡土地有价无市的现象显著（李开宇，2009；罗小龙等，2010）。同时，撤县设区政策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在经济基础较好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政策对经济增长往往产生正向推动，而在西部地区撤县设区的政策效应则明显不足。这使得撤县设区政策热潮在一段时间内被省直管县等其它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所取代（Fan，2012）
自2009年开始，撤县设区政策出现第二波热潮，这一阶段政策与第一阶段主要不同在于，改变了传统的遍地开花模式，中央开始统筹地方依据发展水平的不同精细化推进这一政策（唐为和王媛，2015）。与此同时，对撤县设区政策影响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更为精细的划分，原有撤县设区对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在早期依然占据主流（高琳，2011；唐为和王媛，2015），这类研究肯定了撤县设区政策对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作用。后期，随着城市化进程演进，学术界开始转向更为差异化的区域经济指标进行研究（卢盛峰，2016），同时期也出现了将政策动机和政策影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邵朝对等，2018）。对于企业级微观层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同样普遍，既包括对于所有企业的政策效果研究（庄汝龙，2019），也有针对某一类型企业或企业某一方面的细致研究（彭洋等，2018）
对于撤县设区影响机制的研究在这一段时间内更加层出不穷，这类研究主要包括从政策动机入手以及从实际政策入手两类。常见的政策动机例如政府集权（邵朝对等，2018），土地动机（范羿瑾，2018），GDP动机（王志凯和史晋川，2015），公共支出动机（聂伟和陆军，2015）等。从实际政策入手则主要分为政府影响，市场影响及区域经济指标造成的影响三类。政府效应主要包括税收效应，补贴效应（邵朝对等，2018），融资效应（卢盛峰，2016）等。市场效应主要包括市场集聚效应和市场选择效应，其中市场选择效应又包括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的主动选择效应和对行业影响较大的被动选择效应等（彭洋等，2018）。区域经济指标包括房屋价格，交通成本等，其可以通过改变人口结构等因素对撤县设区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聂伟和陆军，2019）
对于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不同学者给出了许多风格各异的模型。特别是对于上市企业，随着财务报表列报准确性的不断上升，特别是企业综合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的兴起，对于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更加趋向于数字化，科学化（李龙筠等）。越来越多的评价指标近年来开始考虑公司治理因素，例如将企业内部人持股比例（张琇），独立董事分布（张平）等指标作为评价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但总体来看，这一类型指标往往难以量化，并具有较大的行业差异（杨竹青等）。因此在用作政策评估时，其往往不如专利数量，研发投入，创新人员数量等指标具有更强的代表性。
本文的主要切入点在于从企业层视角入手，分析撤县设区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主要的传导机制。在影响分析方面，主要借鉴于先前微观企业政策影响的评价模型，并借鉴有关区域指标研究中存在的异质性分析等优势，分地域和公司规模对撤县设区这一政策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全面评价。在传导机制上，主要研究政府税收政策，补贴政策以及区域经济指标的影响，同时结合相关资料进行市场机制的分析，从而使实验结果具有更高的可信度。特别是房价，交通质量等关键指标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2)
[2] 李开宇.撤县设区后的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J].城市问题,2009,(3)
[3] 罗小龙,殷洁,田东. 不完全的再领域化与大都市区行政区划重组[J].地理研究,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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