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丰富的自然资源引领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经济强国在历史上的强力发展阶段都曾受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重要的环节之一，而明确资源禀赋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性质并厘清其中的作用机制，对提高转型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具有现实意义。目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资源约束和资源诅咒。其中，资源约束是指由于自然界资源是固定的，因而工人实际可利用资源在逐步降低，。Nordhaus(1992) 指出资源约束对实体存在着增长阻力，并且估计出这个阻力值约为0.0024,也就是每年大约为一个百分点的1/4,阻力的大部分来自于有限的资源。
随着时间的发展, 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是呈负相关的。Sachs和Warner(1995,1997)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用实证方法证明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指出了产生资源诅咒的传输途径，并开创了该领域实证研究的经典范式RS模型，“资源诅咒”说法开始盛行。为什么有些资源丰裕的国家发展会失败？“资源诅咒”假说主要存在三种解释：1、中介挤出效应（Gylfason，2001）。丰裕资源对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活动存在挤出效应资源部门的繁荣轻易为地方带来了巨大财富，由此减弱了当地对人力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创新、制造业发展等的需要，从而阻碍了长期经济发展。 2、制度恶化效应。丰裕资源容易引发产权等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滋生政府寻租和腐败，恶化了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意外资源收入也是引起国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的主要原因（Cristina，2016）甚至引发动乱和战争。3、价格波动效应。国际资源价格波动频繁，而国内资源的供给弹性较低，带来了资源收入不稳定，价格高涨时政府难以抑制投资热情和财政支出，价格疲软则不易削减开支、加剧债务风险，这种资源收益波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效应覆盖了资源收益本身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LEONG W，2011）。
目前学术界对于资源究竟是福音还是诅咒的分歧仍然较大，前期形成的文献基本上都认为跨国层面（KIM，2015）我国经济（张攀、吴建楠，2017）中存在着“资源诅咒”，近期一些学者在修正研究指标与方法基础上则得出相反的结论: 或者发现不同时期资源丰裕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性质不一致，或者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存在显著的“资源诅咒”现象（方颖，2011；冯宗宪，2010）。关于资源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更多代表性研究参见邵帅(2013)、万建香和汪寿阳(2016) 等。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资本、技术、市场以及管理的集合, 在带动产业发展、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正溢出效应。如姚树洁（2006）等研究发现, FDI占总投资的比例每提高10 %, 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1.36%;外商直接投资以每年约0.6%的速度推动国内技术进步。另外, 地方政府吸引投资的多少不但影响到本地的经济水平和财富规模,也会直接关系到政府财政收入和政治影响力, 因而中国各地方政府都将吸引FDI 作为拉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然而简单观察FDI在我国各省份之间的分布就会发现其空间差异非常显著, FDI 主要流入东部沿海地区，且有学者研究发现，FDI流入对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也有明显差别。
传统产业经济学认为影响FDI 区位选择的因素, 包括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地理因素等（Friedman ,1996;Leonard，2000）。然而全球范围内环境保护强度不断上升的趋势,无疑使环境因素成为FDI 区位选择中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选择环境政策成为地方政府吸引FDI 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同时，现阶段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空气污染的研究已不在少数。有观点认为，FDI 会导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增加（沙文兵、石涛，2006），空气污染指标主要采用了CO2和SO2等（牛海霞胡佳雨，2011）。此外，还有学者探究了 FDI 与空气污染之间的交互影响， 其中代表性的研究——Pao H．T．等（2010）和Omri A．等（2014）分别发现， FDI 与CO2 排放量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
对于FDI地域差异方面，FDI 地区差异问题很早就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我国FDI 区域差异的演化过程。鲁明泓(1997)利用1988－1995 年29个省区面板数据，分析了影响不同省域间FDI 数量差异的因素。其中，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城镇人口比重、特殊经济政策优惠程度和地区经济外向度与各地区的FDI 成正相关，而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贺灿飞、梁进社(2004)分析影响FDI 投资区域分布的因素，包括FDI 规模、区域市场容量和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认为上述因素影响到外资在我国投资区域选择和地区间FDI数量差异。金雪军( 2009)利用收敛分析法，考察1986－2004 年全国FDI 地区差异的现状与成因，认为地区间FDI 数量差异总体呈收敛的趋势并表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进一步指出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空间依赖性、地区内部的环境、优惠政策等是影响FDI 在华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
除上述影响因素以外，国内研究中，廖小东和丰凤（2012）从投资数量和相对增值率两个方面分析得出我国FDI的空间分布特征：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和市场开放水平影响我国FDI空间分布。夏良科（2013）研究发现早期引资政策、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对于吸收FDI都有决定作用，但近年来，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更为重要。冯伟等（2011）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劳动力成本对吸引FDI存在门槛效应，即在一定范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利于吸引 FDI，但越过门槛后会产生相反的作用。马飒和黄建峰（2014）利用 1995—2010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与周边主要国家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目前尚未削弱中国的引资优势。
参考文献
[1]胡援成,肖德勇.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04):15-23 171
[2] Na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orvaldur Gylfas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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