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献综述（或调研报告）：
要理解青年群体在其短视频中呈现的亚文化内容及内涵，首先需要从亚文化的理论视角观察和分析青年创造文本图像和展现的形式，并理解该群体文化表征在主观意识中的形成机制。同时，由于文化本质上是符号的系统，传播符号的媒介对建立在它之上的文化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于丹，朱玲，刘人锋等，2015），因此在互联网视频传播平台上，青年的现实物体和生活经历将通过媒介的技术手段进行视觉化呈现，并成为所谓视觉表征和所指概念，从而被转换成为能指符号(周宪，2012)。本章就将从亚文化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符像分析的路径，厘清相关学术概念，并具体回顾学界对当前短视频领域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3.1 亚文化的视角
“亚文化” (sub-culture) 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弥尔顿bull;戈登 (M.Gordon) 首次提出并加以界定，特指那些基于种族、经济、宗教和地区等不同社会要素而产生的差异文化，是对民族文化的再划分和再使用（马中红，2010）。 戈登之后，学界对亚文化内涵的界定和解释逐渐变得丰富和多元。由此，对亚文化的系统研究在芝加哥学派中逐渐发展起来，并在20世纪60年代被伯明翰学派丰富和拓展。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90年代，后现代理论家的出现开辟了后亚文化理论研究的道路，其概念视角被更为广泛地应用到不同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中（马中红，2010）。
3.1.1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对亚文化的研究始于对19世纪后半期社会问题, 尤其是移民问题和种族问题的深刻思考。他们最初关注城市空间中的“趋异者”，认为城市所施加的管控和压制解放了“特立独行者”中间“释放”的更为强烈的冲动，从而构成了亚文化的主题。随着社会学同犯罪学的联系日益紧密，异常行为与亚文化之间的认同也增强了。阿尔伯特.K.科恩（Albert. K. Cohen）就在其著作《犯罪青年：团伙文化》中首次提出了亚文化认同的“一般理论”，认为犯罪亚文化就是较低阶层无法达到中产阶层所设定的评价标准并受制于它的结果，这时，他们的叛逆行为就不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帮派的共同行为”，从而使他们能够从团体归属感中获得极大的共同理解、共同情感和共同忠诚 （肯.格尔德，2013）。
随着亚文化研究逐渐遍及全国，研究领域也愈发多元化，芝加哥学派也逐渐发展了研究方法以适应亚文化研究。以内德.波斯基（Ned Polksy）为代表的学者就在研究期间探索和发展了包括参与式观察在内的研究方法，提出要深入亚文化盛行的地方，同亚文化群体共同生活，旨在理解和勾画出“异常”群体的行为、观念和想法（肯.格尔德，2013）。
3.1.2 伯明翰学派
1964年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 (CCCS) 的成立标志着伯明翰学派的兴起，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又一高峰。伯明翰学派在继承芝加哥学派研究方法、旨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亚文化的研究。伯明翰学派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到青年身上，认为青年亚文化是社会危机的症候和社会变迁的隐喻, 是阶级矛盾的症候（贫穷、经济因素和文化空间的被剥夺等）（胡疆锋，2008） 。之所以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这种已与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特征，是其创造他们自己的意义，符号化地表达这些的自由而非简单地接受现有主导意义的结果 （John Clarke, Tony Jefferson，1973）。
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青年文化运动兴起，学界逐渐形成了两种相对对立的解释模式：世代解释模式和结构解释模式（胡疆锋，2008）。世代解释模式被笼罩在“无阶级神话”的色彩中，将亚文化归咎于年龄问题产生的代沟。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就在其1942年对“青年文化”的概念表述中强调了性别和年龄的重要作用，认为同辈群体文化实际上表达了更为宽泛基础上的“世代意识”。在这种解释模式下，学者们一度认为青年所创造的文化是没有阶级的，甚至有学者提出青年本身就是一个新的阶级（卢鹏，2014）。 而伯明翰学派则对这种世代的分析方式提出了质疑，遵循“结构解释”的模式，着重研究青少年与其社会阶级、地位的关联，并考察他们是否受阶级因素、结构因素的影响。这种模式将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建立于社会阶级地位的结构构架上，强调同一结构中的青年文化的一致性，特别是阶级结构本身的矛盾（胡疆锋，2008）。
在伯明翰学派“结构解释”的模式下，“抵抗”和“收编”是分析亚文化的核心关键词。他们认为，青年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文化，“其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母体文化中隐藏的矛盾”（Phil Cohen，1980） ，本质是寻求认同。青年通过制造各种独特的风格和符号系统，将其作为抵抗的“仪式”，来协商他们的阶级存在。而这必然将面临主导文化和利益集团的收编。赫伯迪格在其《亚文化》一书中提出，亚文化的表达形式通常将通过两种主要形式被收编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一方面，商业资本将亚文化内容转化成大量产品进行推广，从而削弱其文化壁垒；另一方面，支配集团对亚文化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也将从意识形态上对亚文化造成压制。这也导致了亚文化一定程度上向大众文化、主流文化转向的可能（胡疆锋，陆道夫，2006）。由此可见，在伯明翰学派眼中，亚文化本身就是既抵抗又妥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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