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课题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近几年我国传统文化地位逐渐回归，成为代表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以此为背景，我国传统文化备受关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以幼儿、小学、中学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编写中华文化幼儿读物，开展“少年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系列教育活动，创作系列绘本、童谣、儿歌、动画等。修订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在哲学社会科学及相关学科专业和课程中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这对我研究本课题做出了指导。
关于现代编写的传统文化、国学教材的现状如下。作为选修课的国学，其教材的雏形，最初大都是在教师整理授课资料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校本教材，后因有了大量使用的必要，才逐渐付梓出版。再加之近5年来，有关国学的书籍种类愈来愈多，其中有些合适的读本，也被某些学校直接拿来在国学课堂上供师生使用。目前所论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阶段的国学教材，一般情况下指的是广义教材，但大致要符合以下几点：其一，书名（单册、套装书）中出现“国学”两字，或写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其二，适用年龄为6-18岁，或与之学力相近的4-6岁的幼儿、18-22岁的青年；其三，可适用在课堂教学中，或为配合国学选修课的课后练习、知识拓展所使用。以此为国学教材的定性标准，据不完全统计，新世纪我国大陆出版、引进的国学教材共计83种。自2007年以来，国学教材出版数量明显增多，出版单位也有数十家。在2011年教育部正式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后，2012年出现出版高峰，共出版国学教材18部；在2014年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后，2015年更成为了国学教材出版的好时机，仅上半年就出版了国学教材12部，预计接下来将以更强劲之势发展。整体上看，目前出版的近百种国学教材基本可以满足基础教育阶段、中等教育阶段，或同等学力学生的使用，同时形成了针对不同学生年龄、不同内容深度、不同教学用途的多种教材类型，如《中华国学课本》《国学》《国学读本》等综合型教材，《中华经典素读本》《国学经典天天读》等文选型教材，《国学微课堂》《快乐学国学》《轻松学国学》等国学读本，《学国学写作文》《国学文化中学生读本》等教辅用书等。
回顾“蒙学”一词的渊源可追溯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当时针对8岁至15岁的少儿教育统称为“蒙阳”时期，承载教育内容的教材，即为蒙学教材。蒙学教材是考察古代蒙学实践的重要史料依据，其中不仅记录着我国古代蒙学实践的发展历程，更承载着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传统文化。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可见，相关课题的研究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张焕玲（2017）提出，所谓的蒙学教材，本质上可以理解为是生成并流行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的蒙学教育书籍，作为封建文化的产物，自有其与时代特征相符的滞后性和局限性；李影，胡孝忠（2016）对古代蒙学教材的概念进行了更全面地概括，提出蒙学教材就是中国古代历史时期针对儿童教育所编写的书籍，并应用于小学、私塾、村学以及书馆等各类教育机构当中；吴音莹（2015）认为，就蒙学教材的发展历程而言，应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周末年至魏六朝时期；第二阶段为隋唐五代时期；第三阶段为宋代至清代中叶；第四阶段为清代中叶至末期。而程东峰（2015）则认为蒙学教材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西周末年至汉代末期；第二阶段是从魏晋南北朝至古元时期；第三阶段为明代至清末。而大多数研究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蒙学教材作为古代蒙学实践的重要依据，教育实施的本质即是一种基于文字、语言的传统文化教育，对此诸多学者均给予了明确的论证。比如朱红（2015）提出，蒙学内容包括以此为核心的蒙学教材，都使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包括教学的出发点、教学实践过程等诸多方面在内的因素均能够充分映衬出相应时代背景所凸显出的气质和性格。据此，以蒙学教材为窗口，透视历史时期精神风貌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文化特征；洪珏（2014）认为，蒙学教材是研究古代蒙学的重要史料资源，因其生成于特定的历史年代，那么必然会潜藏对应时代的文化特质，由此即能够凸显出彼时期的文化性格；梁彩霞（2014）提出，古代蒙学教材作为重要教育载体，属于历史时期的重要圣经贤传，作为部分古代学者们思想精华与情感内蕴的融合，将对于文化的希望寄予其中，并通过通俗化的文字表达，实质上就是在借此阐述传统文化“是怎样”的具体问题。现有关于古代蒙学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均是以蒙学教材为切入点，使得由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得以被不断深入地挖掘。谭敏捷、程素卿、宋巧燕等人就对此做了相关研究。
关于蒙学教材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陈安民，周欣（2013）提出，无论是传统文化也好，还是蒙学教材也好，其本质都直接反映于特征层面。蒙学教材之所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史料依据，与其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不无关联。毕凌霄（2013）认为，蒙学教材生成于特定的历史年代，如此其中必然蕴含着与历史时期相符的时代性特征。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可见，蒙学教材作为传统文化的集成体，鉴于历史性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特征以当下的视角来看相对明显，唯有充分明确蒙学教材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特征，才能将蒙学教材史料价值最大化，并发挥出古代蒙学对当代教育的指导性作用，助力于推动传统文化的不断传承。
纵观现有针对蒙学教材的研究，大多数倾向于教育视角。即便如此，蒙学教材作为古代蒙学实践，亦凭借传统文化内蕴包含着相应的历史价值，以史为鉴一直都是历史学研究的目的之所在。结合古代蒙学视角与传统文化在蒙学教材中的历史性体现，从中寻找对于当代教育的启示亦大为必要。毛巧晖（2012）提出，古代蒙学教材中的教育立足于儒家思想，但其中的道德教育却始终被定位于核心层面。孙太雨，马彦超（2012）认为，古代蒙学教材中的道德教育大多采用人文典故素材，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对于低年龄段学生而言势必难以理解，因此道德教育的重心应当偏重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应当引导学生认识自己；另一方面即需要通过潜移默化式的引导性教学逐渐促使学生养性成德；江艳丽（2012）针对蒙学教材《千字文》的道德教育价值进行了重点研究，
综合以上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随着蒙学教材在当代的广泛传承与运用，各界对此的关注力度越来越大。总体而言，致力于蒙学教材研究的领域主要包括教育学和历史学两类，虽然研究视角广泛、观点全面，但针对于蒙学教材所反映出的古代蒙学实践和传统文化精神方面的具体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针对于蒙学教材当中的传统文化相关史料考察存在一定的进步空间，未来此领域的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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