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本课题研究的现状
1.关于“汉语词类”的研究现状
从19世纪末，马建忠出版《马氏文通》，为汉语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字类体系并认为意义是划分词类的标准，到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句法功能是划分词类的标准，提出“凡字，依句辨品，离句无品”，汉语词类问题就开始成为汉语本体研究的一个争论焦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汉语的形态、词类的划分标准等主要问题学者们大多已趋于一致，他们开始大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究汉语的词类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提出创新想法。
莫彭龄、单青的《三大类实词句法的统计分析》（1985）在相当篇幅的现代汉语书面材料中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充当句法功能的频率进行考察和统计来处理词的兼类问题。郭锐（1998）根据分布和计算语法功能的相容度对现代汉语中四万多个词条研究，将现代汉语词类分为四个大类，十九个基本类，加上代词这个特殊类共二十个小类。袁毓林（2005）在《基于隶属度的汉语词类的模糊划分》中根据每类词的典型成员的分布特征设定权值;再用每类词的非典型成员的语法表现作校验，形成一套可用以对汉语有关的词进行词类模糊划分和隶属度计算的量表。任鹰在《关于词类本质的再思考》(2012)中提出了分布悖论,分布论划分词类的目的与词的分类依据和标准有所背离;在分布特征的选择和运用上存在着“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模式和“循环论证”的检验方式。
2.关于“《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的研究现状
一部词典通常情况下都应该标注词类。Jackson（1985）指出：“一部词典可以不提供其他语法信息，但是标注词类是必不可少的。”Beck（2002）也提出：“词类是词典编纂的要素。”对于没有丰富形态变化的汉语来说，给词典标注词类是一项比较困难的工作。
《现代汉语词典》从发布试印本以来，已走过五十多个春秋，历经两个世纪。在《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前言”中，主编吕叔湘先生指出未能区分词与非词和未能标注词类是该词典的两大缺憾。所以《现代汉语词典》从第1版到第4版都只标注了虚词和少量的实词，直到2005年6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才实现了在区分词和非词基础上全面的词性标注，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12年第6版推出，复查了词类标注并对少量词类标注进行了修订。2016年9月出版的第7版词典，又对其中的一些标注问题进行了修正，及时反映词的新用法，完善词类的标注。从2005年第5版出版开始，对《现代汉语》词类标注的研究越来越多，尤以对第5版研究最为丰富和详尽。
徐枢和谭景春在《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词类标注的说明》（2006）中介绍《现代汉语词典》标注词类所采用的词类系统和各词类的语法特点，讨论词与非词的区分以及数量词的组合等易产生分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处理理由和办法，使读者对该版词典有了整体上的把握。不少学者则将关注点放在第5版词典对词与非词的区分、兼类词处理等问题上，如符淮青《略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标注词类的作用》（2006），姜自霞、丁崇明、侯燕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双音节动名兼类词》（2011）等。
2012年出版第6版后，对其进行系统定量的研究包括：汪锦绣（2013）考察了双音节形名兼类词的释义，归纳了形名兼类词的基本释义类型，发现该版《现汉》对形名兼类词判定的标准更为严格。徐汉英（2015）系统研究了双音节动名兼类词，在定量统计的基础上探讨了现代汉语双音节动名兼类词的形成方式和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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