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一）课题研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李伟昉在《接受与流变：莎士比亚在近现代中国》中论述道：“在近现代中国，对这位西方经典作家的接受却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从lsquo;传奇作家rsquo;到lsquo;精神斗士rsquo;再到lsquo;争议人物rsquo;，再到lsquo;伟大的现实主义剧作家rsquo;。这种一波三折的命运沉浮和转折，构成了近现代中国莎士比亚的接受史”。由此可见，莎士比亚戏剧被中国的研究界所重视，本课题主要着眼于莎剧在现代中国的改编情况。
曹树均和孙福良在《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一书中将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早期话剧（文明戏）时期（1907-1918）和现代话剧诞生和初步发展时期（1918-1949）。”文明戏时期已经出现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改编，有包天笑的《女律师》和王国仁先生的《杀兄夺嫂》等，叶庄新的《跨越文化的戏剧旅程》认为“1911年包天笑据林译莎剧故事《肉券》改编的《女律师》四幕剧，刊于《女学生》杂志第二期，1911年由上海城东女学编印，这是中国最早的莎剧改编本”。曹树均和孙福良认为“民国初年，四川雅安川剧团王国仁先生就将《哈姆莱特》改编为川剧《杀兄夺嫂》演出，开创了我国地方戏演出莎剧的先声”。
更多的学者注意到莎剧改编的经典作品，如李伟民、姜洪伟等对李健吾的《王德明》和《阿史那》的研究，李伟民、刘欣对顾仲彝《三千金》的研究等。对于《王德明》，柯灵认为“沉郁怪诞的色彩，波橘云诡的剧情，野心家的阴鹜狠毒，杀人后的怔忡狂痛，《麦克白》激荡人心的力量，依然很好地保存着，而全剧从内容到形式都中国化了”，李伟民则认为“反映在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建构了lsquo;嫉妒—野心—阴谋rsquo;呈现出的心理发展曲线，人性的善良、丑恶，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渗透于其中的中西文化的交融”，“作为一部本土化相对彻底的莎剧，《王德明》以汉语语境中大量的成语、俗语、历史典故塑造了一个中国式的野心家麦克白，并在中国化的伦理道德框架内给予其批判”；对于《三千金》，叶庄新认为“荒野里的风雨雷电，大自然的征兆，人物的预感，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元素都得到很好的移植”，孟宪强认为“只借重原著的骨骼，完全以中国的风土，创造出崭新的人物、气氛和意境，那是化异国神情为中国本色的神奇”，刘欣则认为“《三千金》 删去了副线，只保留了爱德蒙的部分形象采用了主线的主要情结和人物关系，去掉了弄人这一特殊的人物，同时，又嫁接了旧剧 《王宝钏》的成分。”
总之，对于课题“莎士比亚戏剧在现代中国的改编”，大多还只是限于重要改编作品的阐释分析，目前学界还缺乏整体的专门的研究。相信不久以后，愈来愈多的学者会关注到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的改编问题。
（二）本课题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本课题对于深入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以及莎士比亚戏剧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等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本论题探讨中国剧作家改编莎士比亚时的惯常方法，以及他们改编的得与失，以求给以后的莎剧改编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本课题的研究和开展对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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